《刑事審判參考》（2006年第3輯，總第50輯）
【第398號】黃某1、李某2編造虛假恐怖信息案-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的認定和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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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問題
1.編造他人患有“非典型肺炎”癥狀的虛假事實，是否屬于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規(guī)定的編造虛假的“恐怖信息”?
2.如何理解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中“編造”與“傳播”的內涵及其相互關系?
3.編造并傳播虛假恐怖信息，構成犯罪的，如何確定罪名?
4.如何認定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的犯罪后果并在此基礎上依法裁量刑罰?
三、裁判理由
(一)編造他人患有“非典型肺炎”癥狀的虛假事實，屬于“編造虛假的恐怖信息”。
根據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的規(guī)定，編造爆炸威脅、生化威脅、放射威脅等恐怖信息，或者明知是編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傳播，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構成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本罪的對象是必須特定的，即恐怖信息。所謂恐怖信息，是指足以使社會公眾產生恐慌心理，致使工作、生產、營業(yè)、教學和科研活動無法正常進行，引起社會秩序混亂的信息。因此，只要足以使社會公眾產生恐懼并可能在一定范圍內引起公眾恐慌，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虛假信息，都可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規(guī)定的“恐怖信息”。由于“非典型肺炎”的傳染性和治療的困難性，本案被告人又在“非典型肺炎”這一疫情流行期間，編造他人患有“非典型肺炎”癥狀，在客觀上已經引起漢威大廈內有關人員的恐慌心理。
嚴重影響了漢威大廈的正常社會秩序，應當認定為編造虛假的恐怖信息，并依照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的規(guī)定，以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定罪處罰。
(二)關于“編造”與“傳播”的內涵及其關系的界定。
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是選擇性罪名，即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和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但在罪名的適用上具有特殊性。根據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的規(guī)定，對于編造虛假恐怖信息并故意傳播所編造的虛假恐怖信息行為，認定為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即可，無須重復地認定成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理由是：其一，嚴重擾亂社會秩序是構成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的必要條件，如果只有編造而無傳播行為，顯然是不可能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故也就難以成立犯罪。因此，對于編造虛假恐怖信息構成犯罪的情形，在客觀方面必須同時具備“編造”和“傳播”行為，缺一不可。換言之，如果行為人只有編造恐怖信息而無將之予以傳播的行為，不能構成犯罪，認定某人構成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其必然實施了編造虛假恐怖信息并將之予以傳播的行為。其二，如果將編造并故意傳播所編造的虛假恐怖信息行為認定成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還可能存在與刑法條文本意不相協調的問題。將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所規(guī)定的“明知是編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傳播”，與“編造爆炸威脅、生化威脅、放射威脅等恐怖信息”聯系起來看，該條款實際上規(guī)定了兩種不同犯罪類型：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和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也就是說，這里的“傳播”，實際上有著確定的含義，即傳播他人編造的虛假恐怖信息，即虛假恐怖信息的傳播者不是編造者，如果編造者將所編造的虛假恐怖信息予以傳播，如前所述，定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即可。因此，刑法第二百九十一條之一規(guī)定的“明知是編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傳播”，特指行為人明知是他人編造的虛假恐怖信息而故意予以傳播且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情形。才以“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定罪處罰。對于編造虛假恐怖信息并將所編造的虛假恐怖信息予以傳播且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認定為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明知是他人編造的恐怖信息而故意予以傳播且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認定為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既實施了編造并傳播所編造的虛假恐怖信息的行為，同時又實施了明知是他人編造的虛假恐怖信息而故意予以傳播的行為，且已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以“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定罪處罰。
本案中，被告人黃某1、李某2所傳播的虛假恐怖信息系被告人黃某1本人編造，黃某1編造虛假恐怖信息后與被告人李某2共同將該虛假恐怖信息傳播出去，由此嚴重擾亂公共場所和“120”急救中心的正常秩序，二人系共同犯罪，故對其均應以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定罪處罰。
(三)關于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的刑罰裁量。
從刑法對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的規(guī)定來看，此罪并非行為犯，而是結果犯，即行為人實施的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行為只有達到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的程度，才能追究其刑事責任；造成嚴重后果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對于一些在客觀上雖然造成了一定的危害后果，但尚未達到嚴重擾亂社會秩序程度的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行為，不宜認定為犯罪，可依照《治安管理處罰條例》的有關規(guī)定對行為人處以行政處罰，如給予行政拘留或罰款等。
由于刑法及有關司法解釋均未對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的定罪量刑標準作出具體規(guī)定。司法機關在處理此類案件時，應根據刑法規(guī)定、刑事政策等具體掌握。在司法實踐中，對于因行為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致使國家機關、社會團體、企事業(yè)單位正常的工作、生產、經營、教學、科研等秩序被迫停止或中斷一定時間；或者因行為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引起一定區(qū)域內的社會公眾心理恐慌，感到自身安全受到威脅，無法正常地生活、學習和工作；或者因行為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導致公安、武警、衛(wèi)生檢疫等國家職能機關的正常工作秩序受到嚴重干擾、破壞，如公安機關出動大量警員對可疑區(qū)域進行查爆排險的，等等，可以認定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嚴重擾亂社會秩序。
對于是否造成嚴重后果，一般可以從人員傷亡、財產損失、社會恐慌程度等方面認定。如行為人在公眾集會、節(jié)日游園會等人群聚集的公共場所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引起秩序大亂，導致人群相互擁擠、踐踏而發(fā)生死亡的，即應認定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后果嚴重；行為人實施的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的行為在社會上引起極度恐慌，致使工作、生產、營業(yè)和教學、科研無法正常進行，造成重大經濟損失的，也可認定為編造、故意傳播虛假恐怖信息罪后果嚴重。其中，對于人員傷亡的后果認定，比較容易把握；而對于公私財產損失數額的認定則需要有確實充分的證據并經過一定鑒定程序。由于公私財產損失數額直接影響對行為人的刑罰裁量，實踐中，對于被害人(單位)提出的財產損失清單及數額應在庭審中逐一進行審查確認，必要時還需通過財產價值評估等鑒定程序，以盡可能查實被害人(單位)因犯罪行為造成的具體損失數額。
就本案而言，被告人在發(fā)生“非典”疫情期間，利用人們對于“非典”疫情的恐懼心理，編造他人患有“非典”癥狀的恐怖信息，導致醫(yī)務人員出診，由此在社會公眾中造成恐慌，嚴重地影響了有關單位及其工作人員正常的工作、生產、營業(yè)及生活秩序，已經構成編造虛假恐怖信息罪。但犯罪尚未造成諸如人員傷亡、重大經濟損失等“嚴重后果”，故對二被告人應在“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的量刑幅度內裁量刑罰。被告人黃某1編造虛假恐怖信息并指使他人傳播，系共同犯罪中的主犯，應依法從重處罰；鑒于被告人李某2受他人指使犯罪，在共同犯罪系從犯，應依法從輕處罰并可判處緩刑。故根據二被告人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jié)和對于社會的危害程度以及二被告人在共同犯罪中的作用，法院對二被告人作出的上述判決，不僅定性準確，而且量刑得當，罰當其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