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總第134輯（2022年第4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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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516號]許某怡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案-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刑民責任的準確認定與銜接
二、主要問題
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案刑事責任的準確認定及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之刑民責任如何銜接配合?
三、裁判理由
中華民族是崇尚英雄、成就英雄、英雄輩出的民族，和平年代同樣需要英雄情懷。刑法修正案 (十一) 增設了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結合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在加大懲治力度的同時彌補民事、刑事自訴案件中無英雄烈士近親屬提起訴訟的程序困境。本案系北京市首例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案，公訴機關同時提起了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審判中的核心與難點在于刑事責任的準確認定和刑民責任的銜接。
(一) 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刑事責任的準確認定
把握此類案件罪與非罪的標準，首先應判斷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行為的侵害程度是否達到“情節(jié)嚴重”程度。2022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發(fā)布的《關于依法懲治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違法犯罪的意見》規(guī)定，本罪中“情節(jié)嚴重”應當結合行為方式，涉及英雄烈士的人數，相關信息的數量、傳播方式、傳播范圍、傳播持續(xù)時間，相關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轉發(fā)次數，引發(fā)的社會影響、危害后果以及行為人前科情況等綜合判斷。但其未規(guī)定具體的立案追訴標準僅規(guī)定必要時可以參照適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利用信息網絡實施誹謗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的規(guī)定?！督忉尅芬?guī)定，利用信息網絡誹謗他人的同一誹謗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 5000 次以上，或者被轉發(fā)次數達到 500 次以上的，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四十六條第一款規(guī)定的“情節(jié)嚴重”。一方面，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行為相較于普通網絡誹謗行為的侵害性更大;另一方面，當時網絡還沒有像現在這么普及，犯罪行為的覆蓋面影響力相對較小，因而現在參照該規(guī)定時入罪門檻應適當提高，并結合案件情況進行具體認定。具體而言，可以從傳播內容、傳播方式、傳播效果三方面綜合考量。
其一，傳播內容。結合侮辱、誹謗的具體方式、對英雄烈士事跡和精神的歪曲、否定、丑化和褻瀆程度，被侵害英雄烈士的知名度及熱度綜合判斷。侵害方式既包括直接的侮辱、誹謗，也包括“其他方式”，將英雄烈士與反面人物進行類比、以所謂“還原歷史”“探究細節(jié)”的名義歪曲、否定、丑化、褻瀆英雄烈士或非法披露涉及英雄烈士隱私的信息，以及公開發(fā)布對英雄烈士具有侮辱性的繪畫、在烈士陵園等標志性地點以侮辱性姿勢、符號拍照等。
其二，傳播方式。一是區(qū)分媒介和場域，如傳播平臺是報紙雜志等傳統(tǒng)媒體還是網絡等新型媒體，是在主流社交網絡平臺發(fā)表言論，還是通過朋友圈或私信進行傳播，由此不僅可以判斷被告人的主觀惡性大小還可預判不當言論的傳播范圍，進而判斷對法益的侵害程度。一般而言通過網絡發(fā)布侮辱性言論傳播速度快、傳播領域廣、接觸人員多，一經發(fā)出公眾即可瀏覽、回復、轉發(fā)，并可對言論進行加工、刪減，且網絡具有儲存功能，難以徹底清除，可能造成較大負面影響。二是看是否應特殊群體傳播造成惡劣影響，如向未成年人傳播或向境外傳播等，在入罪及量刑時應酌情考量。值得注意的是，此類案件附帶民事公益訴訟部分的常規(guī)判項包括被告人賠禮道歉、消除影響，其中致歉平臺的選擇應參照被告人的傳播方式，視涉案言論的傳播范圍確定，一般應遵循傳統(tǒng)媒體與新型媒體結合、省級以上平臺發(fā)布致歉聲明的原則，報紙雜志方式致歉字體應略大于通稿字體，網站方式致歉可設置致歉專欄。
其三，傳播效果。包括量化效果和社會評價效果。量化效果可參照《解釋》，同一信息實際被點擊、瀏覽次數達到 5000 次以上，或者被轉發(fā)次數達到 500 次以上即可作為入罪的標準。社會評價效果可結合犯罪言論的傳播時間長短、范圍，通過社會公眾對傳播內容的反響，如點評內容、轉載注解、是否報案，以及英雄烈士及其近親屬因侵害行為所造成的精神和物質損害加以判斷。需要指出的是，雖民法學中名譽權與榮譽權有明確概念區(qū)分，但刑事司法實踐中如無明確證據證實僅侵害了一種權利時，宜將二者合并訴判，即認定被告人構成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不再選擇適用罪名，如此，更利于體現本罪立法價值導向，也便于社會公眾理解和接受。
本案中，被告人許某怡在主流媒體針對社會公眾熟知和敬仰的英雄烈士董存瑞發(fā)表侮辱言論，閱讀次數高達9 萬余次，遠遠超過 5000 次綜合考量傳播內容、方式及效果，許某怡對法益的侵害程度已達到了“情節(jié)嚴重”，應當以侵害英袈別唉襖稗幣澳啊稗氨斃奧柏啊盎梆伴名譽、榮譽罪追究刑事責任。
(二) 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行為刑民責任銜接問題
根據法律規(guī)定，對于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行為，檢察機關可以代表國家提起公益訴訟，行為達到犯罪程度的，可以一并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英雄烈士的名譽和榮譽具有私益和公益雙重屬性，通過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方式，在裁判文書中責令被告人公開賠禮道歉，是恢復英雄烈士名譽、消除惡劣影響和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最佳途徑。在案件辦理中，應關注刑民責任的銜接問題
1.公益訴訟民事責任與刑事責任的范圍街接
其一，責任設置上，刑事責任是指犯罪行為應當承擔的法律責任通過對罪犯施加刑罰以實現特別預防和一般預防功能。
具體而言，特別預防方面包括限制或剝奪罪犯再犯能力、對罪犯進行教育改造:一般預防方面包括對潛在犯罪人進行警戒和威懾，對被害人 (及其家屬) 進行安撫。而民事責任是指民事主體不履行或者不完全履行民事義務應當依法承擔的不利后果，是救濟民事權利損害的必要措施，也是保護民事權利的直接手段。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在產生原因、適用規(guī)范、責任形式追責形式等均存在不同。相較于適用門檻高 (入罪標準高、證明標準高)、重打擊的刑事責任，民事責任具有適用門檻低、調整范圍廣、責任方式多等優(yōu)點，更加側重對損害利益的彌補、對不良影響的消除。對于通過網絡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的行為，其危害具有擴展性、不特定性、快捷性，對于情節(jié)嚴重的罪犯，除適用刑罰外，民事責任上除了停止侵害外，最重要的是消除影響，對其行為予以反思、對社會公眾有一個正確的交代，通過懲治以做效尤，并對該行為通過宣傳、教育等形式加以矯正，充分發(fā)揮刑罰及民事責任承擔的雙重效用。
其二，責任形式上，刑事責任承擔方式包括適用主刑、附加刑等刑罰和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等非刑罰性處置措施。根據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條，民事責任承擔方式包括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返還財產，恢復原狀，修理、重作、更換，繼續(xù)履行，賠償損失，支付違約金，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責任負擔方式更加靈活多樣，有效彌補了刑事訴訟僅限于物質賠償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可對民眾形成更好的教育、宣傳效果。在案件審理中，應當靈活運用、組合刑事、民事責任，多樣化責任負擔方式。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案件中，民事責任一般為通過媒體賠禮道歉、消除影響，如果英烈家屬提出賠償要求的，可能涉及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筆者認為今后可探索公益訴訟中檢察機關提出懲罰性賠償的訴訟請求。一方面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行為不僅是對作出偉大貢獻的英烈的人格利益的侵害，更是對英烈身上所體現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輕視和否定如果不采用一定的經濟懲罰，將致使侵害英烈權益的違法成本較低、責任威懾力較弱:另一方面，在部分案件中行為人通過侵權行為直接或間接牟利，檢察機關對其采取包含經濟內容的懲罰措施具有正當性和必要性。
其三，證據標準上，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屬于民事公益訴訟的延伸及在刑事領域附民的擴展，但其本質上仍屬于對民事責任承擔而開展的訴訟活動，只不過其借助刑事審判力度加強民事公益訴訟的執(zhí)行力度及審判進程。而承擔刑事責任須達到確實充分的證明標準，民事責任證明程度則達到高度蓋然性標準即可。刑事責任與民事責任不僅在橫向上通過責任方式進行互補，亦在縱向上通過證明標準形成階梯型的責任體系。因而在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案件中，對于證明標準、情節(jié)程度達到入罪標準的侵權人，應同時負擔刑事責任和民事責任;對于證明標準、情節(jié)程度未達到入罪標準的侵權人，可以單獨負擔民事責任，通過刑民責任的銜接與結合，織密法網，同時實現更好的打擊和教育效果
2.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的程序設置銜接
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作為刑事訴訟與民事公益訴訟的復合之訴與單獨提起的民事公益訴訟存在較大區(qū)別。
其一，提起訴訟上，根據《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檢察公益訴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人民檢察院提起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應否履行訴前公告程序問題的批復》的規(guī)定，在民事公益訴訟和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人民檢察院擬提起公益訴訟前應當公告。履行公告程序的原因在于法律設計檢察機關的民事公益訴訟的訴權屬于補充性質，目的在于維護民事公益訴訟主體之間的平等地位，只是從提高訴訟效率、節(jié)約司法資源的角度由檢察機關履行提起公益訴訟的職責。筆者認為，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行為與破壞環(huán)境資源等其他公益訴訟案由不同，其在私益領域一般僅涉及特定英雄烈士家屬的利益，因而僅聯系家屬即可達到上述程序設置目的，且與單獨提起民事訴訟不同，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與刑事訴訟一并訴至法院，同時經過了前期的偵查起訴程序，因而對于可以聯系到家屬的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為案由提起的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可不以公告程序為訴訟提起前提。本案中，公訴機關已經進行訴前公告，并已征詢董存瑞唯一近親屬董存梅的意見，董存梅表示不提起民事訴訟，支持公訴機關提起公益訴訟。
其二，量刑影響上，如單獨提起民事公益訴訟，鑒于其與刑事案件審判是相互獨立的程序，在民事公益訴訟審判在后的情況下，將難以直接對被告人的量刑施加影響:而刑事附帶民事公益訴訟中被告人的民事責任履行成效直接影響到量刑評價。因而在刑事附帶民事公益案件辦理中，應注重刑事量刑與侵權責任承擔關聯性的整體評價，既要充分發(fā)揮民事責任履行對量刑的正向效應，同時又應當避免民事責任過度影響刑事責任。
其三，賠償范圍上，單獨提起民事公益訴訟，可要求被告承擔懲罰性賠償、消除影響、恢復名譽等民事責任:但對于并處罰金的刑事案件如侵權人已在民事公益訴訟中承擔了懲罰性賠償責任，如果需要再對違法者實施刑罰，筆者認為可以酌減其承擔刑事罰金的數額和責任。同樣如果違法者已被科以刑事罰金，在民事公益訴訟中提出懲罰性賠償金時可以考慮酌情降低懲罰金的數額，防止過度處罰，從而違背懲罰性賠償制度設立的初衷。實踐中還存在對同一違法者已經提起了民事公益訴訟并且已經判決其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被侵權的個人又對其提起民事私益訴訟的情形，此時，法院不宜再判決讓其承擔懲罰性賠償責任，后訴的民事賠償可以從前訴已判決的懲罰性賠償金中支付或扣減。
本案中，被告人許某怡在主流媒體對董存瑞烈士發(fā)表侮辱言論，閱讀次數高達9萬余次，結合其傳播內容、傳播方式、傳播效果，對法益侵害程度已達到“情節(jié)嚴重”之危害程度，以侵害英雄烈士名譽、榮譽罪追究其刑事責任是適當的。在責任承擔方面，充分發(fā)揮刑民責任的銜接配合:刑事方面，考慮到其行為性質、危害后果及自愿認罪認罰的從寬情節(jié)，對其判處有期徒刑七個月:民事責任承擔方面，考慮到其行為對社會造成的負面影響，要求其在國內主要門戶網站及全國性媒體公開賠禮道歉、消除影響。通過刑民責任結合，在嚴懲犯罪的同時，積極恢復其損害的社會關系及對英雄烈士造成的負面影響。
(撰稿:北京市東城區(qū)人民法院 石 魏 羅蘭審編: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 鹿素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