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2019年1月總第113輯）
［第1246號］王某1搶劫案-犯信用卡詐騙罪，為抗拒抓捕而當場使用暴力的，可否轉化為搶劫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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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問題
如何界定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guī)定的“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的范圍犯信用卡詐騙罪后，為抗拒抓捕而當場使用暴力的，可否轉化為搶劫罪?
二、裁判理由
本案中，被告人王某1的行為可分為兩部分∶一是王某1發(fā)現(xiàn)ATM機中有他人遺留的銀行卡遂操作取款；二是被害人返回自助銀行要求王某1交還取出的錢款，王某1糾集他人共同毆打被害人并逃離現(xiàn)場。王某1實施的前部分行為，根據(jù)《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信用卡管理刑事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五條第二款的規(guī)定，屬于“冒用他人信用卡”，該行為構成信用卡詐騙罪，對此并無爭議。但對于王某1實施的后部分行為應如何評價，對其實施的全部行為能否適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的規(guī)定認定為轉化型搶劫，在審理過程中存在不同意見。第一種意見認為，從嚴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則出發(fā)，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guī)定的“犯盜竊、詐騙、搶奪罪”僅限于該章規(guī)定的盜竊、詐騙、搶奪罪，其他特殊盜竊、詐騙、搶奪罪，刑法分則均另行規(guī)定了罪名和法定刑。在沒有規(guī)范性文件予以明確規(guī)定的情況下，不能將信用卡詐騙罪納入轉化型搶劫的前提罪名范圍，故王某1不構成搶劫罪。第二種意見認為，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guī)定的“犯盜竊、詐騙、搶奪罪”應理解為具體犯罪行為，并不限于第五章規(guī)定的三種罪名，可轉化為搶劫罪的前提犯罪可以包括特殊的盜竊、詐騙、搶奪犯罪，故王某1所犯信用卡詐騙罪可以轉化為搶劫。第三種意見認為，只有侵犯財產(chǎn)的特殊盜竊、詐騙、搶奪罪才與普通盜竊、詐騙、搶奪罪存在法條競合關系，可以作為轉化型搶劫的前提犯罪。信用卡詐騙具有明顯的侵財性，故王某1的行為可以轉化為搶劫。我們同意第三種意見，具體分析如下∶
（一）將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guī)定的“犯盜竊、詐騙、搶奪罪”理解為具體犯罪行為，更有利于打擊侵犯財產(chǎn)犯罪，也符合該條的立法本意
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guī)定的“犯盜竊、詐騙、搶奪罪”是指具體犯罪行為，還是僅指刑法分則第五章規(guī)定的盜竊罪、詐騙罪和搶奪罪，直接關系到轉化型搶劫的適用范圍。如將上述“犯盜竊、詐騙、搶奪罪”解釋為第五章規(guī)定的盜竊、詐騙、搶奪罪，形式上符合罪刑法定原則，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刑法分則在規(guī)定罪名和法定刑時，并不是嚴格按照對一種行為只認定為一種犯罪的模式，而是根據(jù)打擊犯罪的需要，將同一性質(zhì)的行為分置于不同的罪名中予以規(guī)定，從而形成法條競合犯、想象競合犯、結果加重犯等多種復雜的罪數(shù)形態(tài)。就盜竊、詐騙、搶奪罪而言，除刑法分則第五章規(guī)定的三個普通罪名外，還有諸多散見于各章節(jié)的相關特殊罪名，如盜伐林木罪、盜掘古墓葬罪、合同詐騙罪、金融詐騙犯罪、戰(zhàn)時掠奪居民財物罪等。這些犯罪與普通盜竊、詐騙、搶奪罪存在法條競合關系，前者是特殊法，后者是一般法。上述特殊類型財產(chǎn)犯罪完全符合普通盜竊、詐騙、搶奪罪的構成要件，因此把這些犯罪歸入刑法第二百六十九規(guī)定的轉化型搶劫的前提犯罪，并不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例如，盜竊正在使用中的電纜，屬于盜竊罪與破壞電力設備罪的想象競合犯，雖然一般根據(jù)從一重罪處斷的原則認定為破壞電力設備罪，但不能否認該行為也同時符合盜竊罪的構成要件，該行為同樣可以作為轉化型搶劫的前提犯罪。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在答復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相對刑事責任年齡人承擔刑事責任范圍問題時指出∶“刑法第十七條第二款規(guī)定的八種犯罪，是指具體犯罪行為而不是具體罪名。”這便突破了將該條規(guī)定的八種犯罪僅理解為具體罪名的思維模式，對理解第二百六十九條的前提犯罪范圍具有重要的參考意義。此外，從刑法分則條文的排列順序來看，第二百六十九條排在第二百六十八條聚眾哄搶罪之后，似有將聚眾哄搶罪納入第二百六十九條規(guī)定的搶奪罪之意，在一定程度上也說明能夠轉化為搶劫罪的搶奪罪應是指搶奪行為，不限于第二百六十七條規(guī)定的搶奪罪。本案中，被告人王某1的前部分行為構成信用卡詐騙罪，而信用卡詐騙罪與詐騙罪具有法條競合關系，王某1的行為符合詐騙罪的構成要件，可以充當轉化型搶劫的前提犯罪，因此其實施的全部行為可以認定為搶劫罪。
刑事裁判應當契合主流價值觀，贏得公眾認同。只有公眾對裁判結果理解、信賴、服從，刑事審判才能獲得良好的社會效果。通常來說，存在暴力因素的犯罪和不存在暴力因素的犯罪對公眾的心理影響是截然不同的。本案中，被害人報案時對事件的總體描述是“被搶了”，說明其對存款被取走、自己遭到毆打等情節(jié)的認知明顯不同于被偷被騙等非暴力性財產(chǎn)犯罪，這也符合公眾對此種情形的一般判斷。認定被告人王某1的行為構成搶劫罪，更符合公眾認知，更能全面評價犯罪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更易于為被害人和社會公眾接受，社會效果更好。
（二）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規(guī)定的“犯盜竊、詐騙、搶奪罪”應具有侵犯財產(chǎn)犯罪的屬性，對于主要侵犯公共安全、社會管理秩序等其他客體的盜竊、詐騙、搶奪行為，一般不宜適用該規(guī)定以搶劫罪論處
盜竊、詐騙、搶奪行為在特定情形下能被法律擬制為搶劫罪，原因就在于這些行為與搶劫行為侵犯了相同的法益———財產(chǎn)權利。但從刑法條文來看，并非所有特殊盜竊、詐騙、搶奪行為所侵害的客體均為財產(chǎn)權利，還包括公共安全、社會管理秩序等客體。當特殊的盜竊、詐騙、搶奪行為不是以財產(chǎn)權利為主要的犯罪客體時，即使行為人實施了為窩藏贓物、抗拒抓捕、毀滅罪證而當場使用暴力或者以暴力相威脅的行為，也不宜認定構成搶劫罪。例如，刑法第二百八十條規(guī)定的盜竊、搶奪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罪，其保護的客體是國家機關的正常管理活動和信譽，如果行為人在盜竊國家機關公文、證件、印章時為抗拒抓捕而當場采取暴力，因其實施的前部分行為不是侵犯財產(chǎn)類犯罪，故不能適用刑法第二百六十九條的規(guī)定轉化為搶劫罪。此外，如果盜竊、詐騙、搶奪行為侵犯的客體性質(zhì)比較模糊，財產(chǎn)屬性不十分明確，一般也不宜納入轉化型搶劫的前提犯罪范圍，如盜竊尸體行為，盡管行為人可能出于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盜竊尸體，但其侵害的主要是死者及其親屬的名譽、尊嚴，故該行為不宜作為轉化型搶劫的前提犯罪。概言之，對于刑法分則第五章以外的其他章節(jié)規(guī)定的盜竊、詐騙、搶奪類犯罪，在判斷其能否作為轉化型搶劫的前提犯罪時，應以犯罪客體為基本判斷標準，嚴格、審慎地認定轉化型搶劫。
綜上，被告人王某1拾到被害人信用卡并使用，而后在被害人要求交還錢款時糾集他人共同毆打被害人，屬于實施詐騙行為后為抗拒抓捕當場使用暴力，一、二審法院認定其構成搶劫罪是正確的。
（撰稿∶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 王海虹 程 吳 余琳燕審編∶最高人民法院刑五庭 方文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