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2017.8總第107輯·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br/>
［第1162號］吳某1等人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案-組織者、領導者檢舉揭發(fā)構成立功，量刑時應如何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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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要問題
組織者、領導者檢舉揭發(fā)構成立功，量刑時應如何把握？
二、裁判理由
本案是一起較為典型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吳某1等人經過多年的發(fā)展后，已形成較穩(wěn)定的犯罪組織，且人數(shù)眾多，僅抓獲在案的就有 22 人。本案中，吳某2、吳某3、鄒某4、吳某5、溫某6等人屬于基本固定的骨干成員，均直接接受吳某1的領導和管理。該組織的主要成員之間層級清楚、分工明確、聯(lián)系緊密。吳某1是該組織的唯一決策者、最高指揮者，被組織成員尊稱為“老板”或“賢哥”。吳某1制定了成文和不成文兩套組織紀律和活動規(guī)約。成文的紀律是以公司、企業(yè)的制度、章程等形式出現(xiàn)，包括獎懲制度、請銷假等規(guī)章。不成文的規(guī)約則表現(xiàn)為吳某1平時對組織成員提出的各種要求，包括“絕對聽從命令” “凡是外出為組織做事一定要絕對保密，不準向外張揚”“互相之間不準打聽”“要講義氣、講團結，不準做對不起兄弟的事”。違反前述紀律、規(guī)約的，吳某1便會采取報復或懲戒措施，這些內部控制手段使該犯罪組織體系更加嚴密，違法犯罪的組織化程度更高。該組織不僅通過開設賭場獲取不法經濟利益，而且通過實施強迫交易、敲詐勒索、尋釁滋事等犯罪活動，低價強買或強占其他礦產企業(yè)或國家、農村集體的山林礦地進行非法開采，短短幾年間便迅速聚斂了巨額的財富。如 2006 年 8 月至 2009 年 9 月這 3 年間，該組織所屬公司營業(yè)總收入就達 6800 余萬元，利潤多達 1300 余萬元，具有較為雄厚的經濟實力，并用于支持該組織的違法犯罪活動。2004 年以來，該組織為實現(xiàn)搶占資源、排除對手等目的，先后實施了一系列的故意殺人、故意傷害、尋釁滋事、敲詐勒索、強迫交易等暴力犯罪活動，在廉江當?shù)貫榉亲鞔?，欺壓、殘害群眾，對廉江市的黑白礦泥開采、甘蔗收購、河沙開采等行業(yè)形成了不同程度的非法控制，當?shù)叵嚓P政府職能部門，如廉江市國土資源局、雅塘鎮(zhèn)土地管理所、雅塘鎮(zhèn)人民政府甚至是廉江市公安局雅塘鎮(zhèn)派出所等，其工作人員均因懼怕吳某1等人的打擊報復而不敢正常履行職務。吳某1還想方設法獲取了廉江市人大代表、政協(xié)常委的政治光環(huán)，該犯罪組織在其帶領下給當?shù)厝罕娫斐闪藰O大的心理恐懼，嚴重破壞了當?shù)亟洕?、社會生活的秩序?/p>
在本案故意殺人犯罪中，吳某1因獲知競爭對手羅亞斌于案發(fā)當晚組織人員在四角塘礦場采礦的情況后，便直接打電話讓吳某2組織人員前往該礦場報復羅亞斌，獲悉組織成員的“踩點”情況后，再次電話明確指示吳某2持槍“噴”羅亞斌及其在礦場工作的人員，還要求到礦場后見人就“噴”。在吳某1的授意下，吳某2等人遂持 3 支槍到四角塘礦場對正在運礦的司機等人開槍射擊，致一死一傷。吳某1作為黑社會組織的領導者、組織者，不僅明確提出犯意，而且有組織、指揮行為，其在該起犯罪中應當承擔最為主要的罪責。一審宣判后， 吳某1檢舉原廉江市公安局局長馬東進等人買官賣官、收受賄賂的情況。經立案偵查，馬東進涉嫌徇私枉法、收受賄賂人民幣 172 萬元和港元 4 萬元，湛江市麻章區(qū)人民檢察院遂以犯徇私枉法罪、受賄罪對馬東進提起公訴。因吳某1的檢舉揭發(fā)構成立功，故二審期間對吳某1可否從輕處罰的問題曾存在不同意見。多數(shù)意見認為，對于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因檢舉揭發(fā)而構成立功的，量刑時應從嚴掌握，綜合全案情況，對吳某1不予從輕。
筆者認為，設立立功制度的實質根據(jù)有二：一是從法律上說，刑罰的目的之一在于對罪犯施以改造，犯罪分子揭發(fā)他人犯罪，表明其有意積極配合司法機關查處犯罪，說明其主觀上發(fā)生向好轉變，人身危險性有所降低，可以適度降低用于改造的刑罰；二是從政策上說，揭發(fā)他人犯罪有利于司法機關發(fā)現(xiàn)、偵破案件，可予以必要獎勵。如果被告人雖有立功表現(xiàn)，但其主觀惡性很大且未發(fā)生變化，再犯可能性并未減小，人身危險性并未降低，難以實現(xiàn)改造目的的，則不予從輕處罰。對于因揭發(fā)檢舉而構成立功或重大立功的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是否從寬處罰，除了要綜合考慮此類犯罪的特殊危害、被告人所具有的各種量刑情節(jié)以及全案的量刑平衡之外，還應著重審查以下兩點：一是認罪態(tài)度。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若能如實供述罪行，則檢舉揭發(fā)可以表明其人身危險性降低，對其從寬處理不違反立功制度設立初衷。反之，對于在證據(jù)面前拒不供認或者避重就輕的，則不宜從寬處理。二是檢舉線索的來源。由于組織者、領導者在黑社會性質組織中居于核心地位，有獲取他人犯罪線索的便利條件，故審判時應當防止組織者、領導者利用這種優(yōu)勢地位獲利甚至逃避處罰。2009 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辦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 2009 年《紀要》）指出：黑社會性質組織的組織者、領導者檢舉揭發(fā)與該黑社會性質組織及其違法犯罪活動有關聯(lián)的其他犯罪線索，即使依法構成立功或重大立功，在量刑時也應從嚴把握。2015 年《全國部分法院審理黑社會性質組織犯罪案件工作座談會紀要》（以下簡稱 201 5 年《紀要》）進一步指出：對于組織者、領導者檢舉揭發(fā)與該黑社會性質組織及其違法犯罪活動有關聯(lián)的其他犯罪線索，如果在認定立功問題方面存在事實、證據(jù)或法律適用方面的爭議，應嚴格把握。構成立功的，在決定是否從寬、如何從寬時，要依據(jù)罪責刑相一致的原則從嚴掌握。可能導致全案量刑明顯失衡的，不予從寬處罰。審判時，應當根據(jù) 2009 年《紀要》和 2015 年《紀要》的前述規(guī)定對檢舉揭發(fā)線索的來源進行審查。如果線索是利用組織者、領導者的特殊地位而取得，且與該黑社會性質組織及其違法犯罪活動有關聯(lián)的，則一般不應從寬處罰。至于對檢舉線索“關聯(lián)性”的判斷，則應當從是否與黑社會性質組織尋求非法保護、實施違法犯罪等活動有關聯(lián)、是否與該組織的成員、“保護傘”及雇傭、糾集的人員有關聯(lián)等方面來進行審查。
具體到本案，吳某1在一審、二審期間、死刑復核期間均拒不供認罪行，對于馬東進等人的受賄線索，其在一審期間也并未檢舉，而是等到一審宣判后才向司法機關反映，其目的不言自明。這些情況都可以說明吳某1并未認罪悔罪，檢舉揭發(fā)只是其妄圖逃避處罰的一種手段， 其人身危險性并沒有絲毫降低。同時，以吳某1為首的黑社會性質組織在廣東省廉江市長期、多處非法采礦，并大量實施其他違法犯罪活動，廉江市公安局長馬東進等人明知該組織從事非法采礦活動，不僅不予查處，還與吳某1合作采礦辦廠，充當該犯罪組織的“保護傘”， 任由該犯罪組織為非作惡、發(fā)展壯大。吳某1為了與馬東進等人搞好關系，除通過入股分紅構建利益共同體外，還經常請吃請喝以籠絡感情。吳某1所檢舉的馬東進等人的受賄線索， 就是在這些吃喝宴請活動中獲知的。該線索與該黑社會性質組織尋求非法保護緊密相關，屬于利用組織者、領導者地位獲取的“關聯(lián)性”線索。綜上，吳某1雖有立功情節(jié)，但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根據(jù)本案的犯罪事實、性質、情節(jié)和對社會的危害程度，對吳某1不予從輕處罰是正確的。
（撰稿：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李中原審編：最高人民法院刑三庭 周 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