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2011年第3輯，總第80輯）
[第710號]石某1偷稅、貪污案-被羈押期間將他人串供字條交給監(jiān)管人員，對進一步查證他人犯罪起了一定的協(xié)助作用，雖不認定為立功，但可酌情從輕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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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主要問題
在被羈押期間將他人串供字條交給監(jiān)管人員，對公安機關的偵查工作起到協(xié)助作用，能否認定為立功？
三、裁判理由
刑法第六十八條第一款規(guī)定：“犯罪分子有揭發(fā)他人犯罪行為，經查證屬實的，或者提供重要線索，從而得以偵破其他案件等立功表現(xiàn)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薄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第五條對立功的情形作了具體化規(guī)定，共有五種：（1）犯罪分子到案后檢舉、揭發(fā)他人犯罪行為，經查證屬實；（2）提供偵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線索，經查證屬實；（3） 阻止他人犯罪活動；（4）協(xié)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5） 具有其他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xiàn)的，應當認定為有立功表現(xiàn)。評價犯罪分子的行為是否屬于立功，一方面，要從實效性角度，考查其行為是否對國家和社會有較大貢獻；另一方面，還要從法定性角度，考查其行為是否符合法律關于立功的規(guī)定。
（一）被告人石某1向監(jiān)管人員提供他人串供字條的行為， 不屬于《解釋》第五條規(guī)定的第一、二種情形，即不屬于“檢舉、揭發(fā)他人犯罪行為，經查證屬實”、“提供偵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線索，經查證屬實”的情形
首先，《解釋》第五條規(guī)定的“檢舉、揭發(fā)他人犯罪行為”、“提供偵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線索”均應發(fā)生在司法機關偵破被檢舉、揭發(fā)的案件之前，第一種情形強調在案件偵破前揭發(fā)犯罪嫌疑人，經查證屬實；第二種情形強調在案件偵破前向司法機關提供重要線索，使案件最終得以偵破?！蹲罡呷嗣穹ㄔ宏P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 第六條對關于立功線索的具體認定的規(guī)定，“根據被告人檢舉揭發(fā)破獲的他人犯罪案件，如果已有審判結果，應當依據判決確認的事實認定是否查證屬實……”這一規(guī)定進一步表明《解釋》第五條的第一、二種檢舉揭發(fā)行為必須發(fā)生在案件偵破之前，才可能認定為立功。
《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序規(guī)定》第一百六十六條規(guī)定： “破案應當具備下列條件：（一）犯罪事實已有證據證明；（二）有證據證明犯罪事實是犯罪嫌疑人實施的；（三）犯罪嫌疑人或者主要犯罪嫌疑人已經歸案?！痹诒景钢?，甲、乙二人在實施毒品犯罪時均已被公安機關當場抓獲，攜帶的大量毒品亦被繳獲，公安機關已經掌握了二人犯罪的重要證據，并對其采取了強制措施，符合案件偵破的標準，該案已經偵破。石某1在案件偵破以后才向監(jiān)管人員提供乙的串供字條，客觀上對公安機關進一步偵查甲、乙販賣毒品案件得以順利進行有所幫助， 但公安機關并不是因此而偵破該起案件，因此，石某1不符合“檢舉、揭發(fā)他人犯罪行為，經查證屬實”、“提供偵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線索，經查證屬實”的時機條件。
其次，如果石某1向公安機關提供串供字條的行為發(fā)生在該起毒品犯罪案件偵破之前，那么其行為既可能屬“檢舉、揭發(fā)他人犯罪”，也可能是“提供偵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線索”， 一經查證屬實即可認定立功。我們這里所講的犯罪“線索”， 是指關于具體犯罪活動的相關信息，這些信息通常會給司法機關偵破案件提供具體犯罪人的信息。但是，一旦案件偵破后， 再向司法機關提供該案相關犯罪活動信息的，由于該信息對案件的偵破并不具有實質意義，將不再屬于“提供偵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線索”。本案石某1提供的字條雖然證明甲、乙二人均實施了毒品犯罪行為，雖然含有二人具體犯罪活動的信息，但它的價值只是使司法機關對已掌握的犯罪信息得到進一步印證，對偵破該起毒品犯罪案件并沒有起到實質意義，其價值功能并不符合犯罪“線索”的內在要求，故不能認定為犯罪“線索”。所以，石某1的行為不屬于向司法機關提供偵破其他案件的犯罪“線索”。
綜上，石某1向監(jiān)管人員提供他人串供字條的行為，不符合《解釋》第五條規(guī)定的“檢舉、揭發(fā)他人犯罪行為”、“提供偵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線索”的情形，不能據此認定為立功。
需要注意的是，刑事訴訟過程中，案件的偵破與審判在證據標準上有一定區(qū)別。偵破案件證據標準強調的是“有證據證明”，而審判案件證據標準強調的是“確實、充分，形成完整的證據鎖鏈，排除合理懷疑”，所以案件雖然偵破了，但并不當然導致被告人被定罪，這其間偵查機關還需搜集、固定大量證據。司法實踐中，案件偵破后因證據不足被判無罪的案件并不罕見，這其中的不確定性也就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預留了立功的空間。因為偵破案件的目的就是追訴和審判，使犯罪分子得到應有的懲罰，以實現(xiàn)刑罰的個別預防和一般預防的目的，如果案件最終因證據不足而無法認定，那么該案的偵破也就失去了意義。所以，在把握立功政策時，我們不能只重視案件是否因此而偵破，而忽視案件最終認定情況。對那些已經偵破或犯罪嫌疑人已被抓獲的案件，如果行為人檢舉或提供的線索對司法機關進一步搜集證據、對案件的追訴和審判起到至關重要的協(xié)助作用的，可以以“具有其他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xiàn)”的情形來依法認定為立功。例如本案，如果偵查機關在抓獲犯罪嫌疑人甲、乙的時候，沒有查獲到毒品，二人到案后對毒品去向拒不交代，致使案件因關鍵物證缺失而無法追訴并定罪量刑，之后根據石某1所提供的線索，將甲、乙二人藏匿的毒品查獲，石某1提供的線索對案件的追訴及審判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屬于“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xiàn)”的情形，依法可據此認定為立功。
（二）被告人石某1向監(jiān)管人員提供他人串供字條的行為， 不屬于《解釋》第五條規(guī)定的第三種情形，即不屬于“阻止他人犯罪活動”的情形
阻止他人犯罪活動，既包括阻止他人在羈押場所以內的犯罪活動，也包括阻止他人在羈押場所之外的犯罪活動。在本案中，由于石某1與犯罪嫌疑人甲、乙均處于被羈押場所以內， 所以，只要確認犯罪嫌疑人乙向甲傳遞字條的行為是否屬于“犯罪活動”就可以了。乙向甲傳遞字條的目的是請求甲堅守之前訂立的“攻守同盟”，要求甲在向司法機關供述犯罪事實的時候，進行虛假供述，也就是提供偽證，從而隱瞞乙參與犯罪的事實，意圖逃避刑事處罰。這種行為能否構成犯罪呢？在我國《刑法》第六章第二節(jié)中規(guī)定了十三種妨害司法的犯罪行為，其中與犯罪嫌疑人乙的行為較為接近的有偽證罪、包庇罪以及破壞監(jiān)管秩序罪。但是偽證罪和破壞監(jiān)管秩序罪的犯罪主體都是特殊主體，偽證罪要求主體是證人、記錄人、翻譯人， 并不包含犯罪嫌疑人以及刑事被告人；破壞監(jiān)管秩序罪的主體要求是依法被關押的罪犯，并不包括正在受到刑事追究的犯罪嫌疑人。而包庇罪以不成立共同犯罪為前提，本案中犯罪嫌疑人甲、乙之間屬于共同犯罪，相互之間隱瞞犯罪事實的行為就不能成立包庇罪。除此之外，將乙的行為與其他妨害司法犯罪行為相比對，均存在較大的差異。
從我國當前的司法實踐來看，犯罪嫌疑人被抓捕之后，出于自我保護的本能，在偵訊過程中往往采用避重就輕的策略， 不能如實供述全部犯罪事實；還有的犯罪嫌疑人“哥們義氣” 的思想嚴重，意圖將所有的罪責全部包攬下來，從而使同案犯獲得開脫。上述行為都是屬于犯罪嫌疑人認罪態(tài)度不好的表現(xiàn)，在審判量刑的過程中可以酌情予以考慮，但是我國目前尚未將這種行為規(guī)定為犯罪。綜上，石某1雖然阻止了犯罪嫌疑人甲、乙之前傳遞消息，但是由于乙的行為尚不屬于“犯罪活動”，所以石某1的行為同樣不符合法律規(guī)定的該項立功條件。
（三）被告人石某1向監(jiān)管人員提供他人串供字條的行為，不屬于《解釋》第五條規(guī)定的第四種情形，即不屬于“協(xié)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情形
協(xié)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的前提，是行為人在向司法機關提供協(xié)助之前，該犯罪嫌疑人尚未被抓捕，人身自由尚未被限制，仍然處于在逃的狀態(tài)。在本案中，由于犯罪嫌疑人甲、乙二人均已經被抓捕并羈押在案，且乙與石某1在同一監(jiān)舍，石某1正是得益于此種便利，才獲得甲、乙串供的字條。 其將串供字條交給監(jiān)管人員的行為對協(xié)助抓捕甲、乙沒有起到任何作用，因此，其行為不符合《解釋》第五條規(guī)定的“協(xié)助司法機關抓捕其他犯罪嫌疑人”這一立功情況。
（四）被告人石某1向管管人員提供他人串供字條的行為， 是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行為，但未達到“突出表現(xiàn)”的程度， 故不屬于《解釋》第五條規(guī)定的第五種情形，即不屬于“具有其他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突出表現(xiàn)”的情形立功制度在我國有著悠久的歷史，跨越了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至近、現(xiàn)代社會。在階級斗爭激烈殘酷的時代．立功制度對分化敵人發(fā)揮了重要作用。我國現(xiàn)行刑法中的立功制度源于我黨“立功受獎”的刑事政策，新中國成立初期這一政策僅適用于反革命案件，后來被推廣適用于一切犯罪。當前，刑事案件的多發(fā)形勢與司法資源的有限性之問的矛盾，是立功制度依然存在的現(xiàn)實需要，犯罪分子作案后總是千方百計掩蓋犯罪、 逃避偵查，且作案手段日趨復雜、隱蔽，而司法機關由于人員、 技術、經費等原因，往往不能及時使犯罪分子受到法律的制裁。 所以，立功制度的確立，充分發(fā)揮了已經到案犯罪分了的積極性，利用其處于特定群體，便于掌握更多犯罪信息的優(yōu)勢，配合司法機關工作，較大程度地彌補了目前司法資源的不足。
但是在實踐中，我們對立功政策的把握應審慎客觀，既不能過于功利主義，又不能過于嚴苛，應該按照實效性和法定性兩個標準科學界定犯罪人的行為。
本案中石某1向監(jiān)管人員提供線索行為的實際效果，尚未達到立功的標準?！捌渌欣趪液蜕鐣耐怀霰憩F(xiàn)”，應當與“檢舉、揭發(fā)他人犯罪行為，查證屬實”或“提供偵破其他案件的重要線索，查證屬實”等法律已經列舉行為不同，但在有利于國家和社會的作用上有基本相當的表現(xiàn)，為此才可以認為是“突出表現(xiàn)”，才能認定為立功，否則法律就沒有必要強調“突出”表現(xiàn)。本案石某1向監(jiān)管人員提供已經偵破案件的線索，協(xié)助公安機關進一步搜集證據的行為與提供線索協(xié)助公安機關偵破案件的行為屬同種行為，僅是提供線索的時間不同，對公安機關的協(xié)助作用不同。相比之下前者所起的作用要明顯小于后者，因為公安機關當時已經將甲、乙二人當場抓獲， 并將攜帶的毒品繳獲，掌握了二人犯罪的關鍵證據，雖然進一步取證工作遇到一定困難，但通過采取相應偵查措施，該困難并非無法克服。在這種情況下石某1實施的協(xié)助行為屬于“錦上添花”，雖然起到一定作用，但與提供重要線索使案件得以偵破的“雪中送炭”相比，還是有明顯的區(qū)別。所以石某1提供線索行為對司法機關的協(xié)助作用，尚未達到法定的“突出表現(xiàn)”的立功標準，不宜據此認定為立功。
（五）被告人石某1向監(jiān)管人員提供他人串供字條的行為雖不能認定立功，但鑒于其有利于社會，可以酌情從輕處罰
“量刑應當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做到該寬則寬，當嚴則嚴，寬嚴相濟，罰當其罪，確保裁判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的統(tǒng)一”。這是人民法院在量刑工作中的重要指導原則，也是人民法院量刑規(guī)范化的要求。刑事司法的根本目的不是懲罰犯罪，而是通過懲罰犯罪來達到預防犯罪的目的，這就要求我們的量刑工作一定要做到罪責刑相適應。寬嚴相濟刑事政策的核心是區(qū)別對待，絕不能唯犯罪結果論，要注意區(qū)別不同的犯罪事實、犯罪情節(jié)，辨別不同犯罪目的、犯罪動機和犯罪手段， 還要綜合考慮犯罪嫌疑人、刑事被告人的主觀惡性、悔改表現(xiàn)等多種因素，區(qū)別量刑，做到寬嚴有度。
具體到本案，石某1的行為雖然不能認定為立功，但一方面考慮其協(xié)助行為對于該起毒品案件的后期證據搜集工作起到一定的積極作用，提高了偵查工作效率，節(jié)約了司法資源， 對此應該給予適當獎勵。另一方面，石某1將犯罪嫌疑人乙讓其傳遞的字條交給公安機關，可能由此遭受乙的懷恨，其個人承擔了一定的風險，基于公平原則對此亦應適當體現(xiàn)政策。所以，在對石某1的量刑上可以酌情從輕處罰，從而達到鼓勵其他犯罪嫌疑人積極向司法機關提供線索、提高司法效率的目的。
綜合以上分析，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對案件的處理是正確、恰當的。
（撰稿：天津市高級人民法院 陳長東 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 張津隆 審編：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 薛淑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