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審判參考》（2011年第3輯，總第80輯）
[第700號]袁某1故意殺人案-對親屬報警并協(xié)助公安機關抓獲被告人行為的認定
節(jié)選裁判說理部分，僅為個人學習、研究，如有侵權，立即刪除：
二、主要問題
被告人袁某1的親屬在得知袁某1殺人后報警，協(xié)助公安機關將被告人袁某1抓獲，袁某1到案后如實供述了自己的犯罪事實，對袁某1能否以自首論處？
三、裁判理由
在本案的審理過程中，對于本案被告人袁某1到案后是否認定為自首，存在分歧意見。一種意見認為，袁某1親屬報警的行為雖有助于公安機關破案，但畢竟不是袁某1自己的行為，不能認定其為自動投案，故袁某1不構成自首。另一種意見認為，袁某1親屬報警的行為產(chǎn)生了抓獲袁某1的效果，袁某1被抓獲與其親屬的代替投案之間有緊密聯(lián)系，故對袁某1可視為自動投案；袁某1投案后如實供述了犯罪事實，應當認定為自首。
判斷親屬報警協(xié)助抓獲被告人是否構成自首，不能一概而論，需要根據(jù)有關法律、司法解釋和刑事政策的規(guī)定，結合被告人犯罪后的主觀心態(tài)、客觀行為、親屬報警所產(chǎn)生的效果、 到案后的供述情況等方面因素加以綜合分析，才能得出正確的結論。就本案而言，我們認為應當認定被告人袁某1構成自首。
（一）對投案自動性要求的重新解讀
我國刑法第六十七條第一款規(guī)定：“犯罪以后自動投案，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按照此規(guī)定，構成自首應當符合兩個條件：一是投案的“自動性”；二是供述的“徹底性”。 具體而言，自首的構成要件可以從犯罪嫌疑人的主觀心態(tài)、客觀行為、實際效果三個方面來加以分析。犯罪嫌疑人的主觀心態(tài)由通常所說的“自動”或者“自主”來反映；犯罪嫌疑人的客觀行為表現(xiàn)為“投案”和“如實供述自己的罪行”；實際效果則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司法機關控制。在上述三個方面中，認定犯罪嫌疑人的主觀心態(tài)的較為傳統(tǒng)的觀點，是強調(diào)犯罪嫌疑人在投案時主觀上具有自覺主動性，強調(diào)犯罪分子作案后完全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選擇向有關機關或個人投案，至于投案的動機是否出于真心悔過，在所不論。
《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解釋》）規(guī)定：“并非出于犯罪嫌疑人主動，而是經(jīng)親友規(guī)勸、陪同投案的；公安機關通知犯罪嫌疑人的親友，或者親友主動報警后，將犯罪嫌疑人送去投案的，也應當視為自動投案。”不難看出，《解釋》規(guī)定的自動投案包括了犯罪嫌疑人的親友主動幫犯罪嫌疑人投案，而不是傳統(tǒng)理解的犯罪嫌疑人本人自動或者主動投案。換言之，《解釋》允許犯罪嫌疑人到案時持有相對消極的主觀心態(tài)，甚至可以帶有一定的被迫性，但是只要犯罪嫌疑人不反對其親屬的報警及公安機關的抓捕，客觀上也沒有實施逃避偵查的對抗性行為，就可以視為自動投案。顯然，《解釋》的規(guī)定更加強調(diào)犯罪嫌疑人到案的非對抗性而不是主動性，更加強調(diào)自首構成要件中的客觀行為和實際效果，而不是執(zhí)著于判斷犯罪嫌疑人的主觀心態(tài)是否積極，這在一定程度上既突破了傳統(tǒng)上對投案自動性的習慣性認識，又保留了投案自動性的合理內(nèi)涵，確立了可稱為“非對抗性”的認定標準。
投案的非對抗性標準充分體現(xiàn)了投案自動性的核心價值， 較之投案的自動性，對犯罪分子主觀方面自主性的要求雖然有所降低，但是符合刑罰目的和自然倫理的要求，也有利于提高司法效率、節(jié)約司法資源。
首先，確立投案的非對抗性標準是實現(xiàn)刑罰目的的需要。我國刑罰的目的不僅在于懲罰犯罪，還在于對罪犯進行教育和改造，通過讓犯罪分子不再犯新罪來實現(xiàn)預防犯罪的目的。非對抗性投案的犯罪分子，雖然其悔罪表現(xiàn)可能并不突出，但至少可以表明犯罪分子人身危險性的減輕，且可以為避免犯罪分子再次危害社會及為以后的改造奠定良好的基礎。
其次，確立投案的非對抗性標準是節(jié)約司法資源的需要。在案件發(fā)生后，為了及時破案并實現(xiàn)對犯罪分子的懲罰，國家需要在偵查、起訴、審判各環(huán)節(jié)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 而犯罪分子的非對抗性投案使國家追訴犯罪的成本大大降低， 不僅節(jié)省了國家的司法資源，減輕了國家的證明負擔，也有利于及時穩(wěn)定和恢復被犯罪損害的社會關系。 最后，確立投案的非對抗性標準是自然倫理的需要。犯罪分子的親屬之所以愿意配合司法機關，主動將犯罪分子送去歸案或陪同投案，雖然并不批除其具有較高的法律意識和覺悟，但更主要的還是希望自己的親友在犯罪后能夠得到寬大處理，其目的的功利性也不容回避。對非對抗性投案的犯罪分子認定為自首或者予以從寬處罰，既是對親屬行為的一種肯定和褒獎，對社會上普通人的行為價值判斷也能起到教育和引導作用。
反對的觀點認為，確定所謂非對抗性標準沒有必要。在親屬強制犯罪分子投案和親屬報警并協(xié)助公安機關將犯罪分子抓獲的場合，犯罪分子已被司法機關控制，家屬的主動行為已經(jīng)使犯罪分子的歸案當然具備了自動性。因此，即使犯罪分子有其他逃避偵查或者到案后不如實供述等對抗性表現(xiàn)，均可不予考慮，仍認定其為自動投案。我們認為，這是一種對自首制度的片面認識，理由在于：從行為所產(chǎn)生的實際效果上看，親屬報警的舉動的確是一種值得鼓勵的行為，但畢竟不同于犯罪分子本人的行為，在評價時也不能完全脫離犯罪分子本人的行為和意愿。有明顯對抗性表現(xiàn)的犯罪分子雖然已經(jīng)歸案，但仍具有較高的人身危險性和對社會的潛在危害性，將其認定為自動投案突破了非對抗性的底限，將這種不具備投案的自動性的行為認定為自首，將會直接損害法律的穩(wěn)定性和嚴肅性，更有損于刑法公平價值的實現(xiàn)。
審判實踐中，要注意準確把握投案的非對抗性標準。例如， 如果親屬事先已經(jīng)對犯罪分子進行教育、勸導，但是，犯罪分子明確予以拒絕，或者在抓捕過程中拒捕，抗拒司法追究，表明其仍具有較強的對抗性，就不能認定其為自動投案。如果犯罪分子并不明知親屬已向公安機關報警或者公安機關正在前來抓捕，其主觀方面的對抗性或非對抗性均無從體現(xiàn)，此種情形下即使犯罪分子沒有拒捕行為，依照《最高人民法院關于處理自首和立功若干具體問題的意見》第一條的規(guī)定，也不能認定為自動投案，但可以參照法律對自首的有關規(guī)定酌情從輕處罰。
（二）對于本案中被告人親屬報警并協(xié)助公安機關將被告人抓獲行為的定性
在本案中被告人袁某1將被害人殺死后，通過電話將殺人及準備自殺的情況告訴了自己的親屬，袁某1的親屬在得知該情況后迅速報警，并在電話中做袁某1的思想工作，盡力穩(wěn)定袁某1的情緒。在得知袁某1作案的詳細地點后，其親屬在電話中告訴袁某1，正和公安人員趕往案發(fā)現(xiàn)場，但袁某1未予回應而自殺。袁某1親屬的報警行為，為公安機關偵查破案提供了詳細的線索，使公安人員能夠在案發(fā)后及時趕到現(xiàn)場，將自殺的袁某1送往醫(yī)院并予以控制，袁某1的被抓獲與其親屬的代替投案行為之間有緊密聯(lián)系，其親屬報警的行為客觀上起到了降低追訴犯罪成本，節(jié)約司法資源的效果。袁某1得知公安機關即將前來抓捕，并沒有采取反抗和逃避抓捕的行為，被公安機關控制后能始終配合公安機關工作，如實供述自己的犯罪事實，認罪并悔罪。故綜合本案情節(jié)，袁某1符合自首的實際效果、客觀行為、主觀心態(tài)三個方面要件，其自首應當予以認定。
需要指出的是，對于親屬向公安機關報警并協(xié)助公安機關將犯罪分子抓獲的案件，如果犯罪分子在此后的訊問中，因未能如實供述而不認定為自首的，一般情況下，在量刑時也可以酌情考慮。原因在于，親屬向公安機關報警并協(xié)助公安機關將犯罪分子抓獲的行為，避免了犯罪分子繼續(xù)危害社會，有利于公安機關及時準確地查清案件事實，是一種值得鼓勵的行為， 應當給予積極的司法評價。故只要親屬的行為產(chǎn)生了將犯罪分子置于司法機關控制之下的實際效果，即使犯罪分子不符合自首的條件，法院在量刑時也可將親屬的行為作為酌情從輕處罰的情節(jié)予以考慮，以體現(xiàn)刑法的謙抑性。
（撰稿：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 周軍 李忠勇 審編： 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 薛淑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