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fā)文機關最高人民法院
發(fā)文日期2006年06月02日
時效性現(xiàn)行有效
發(fā)文字號〔2005〕民四他字第53號
施行日期2006年06月02日
效力級別司法文件
（2006年6月2日 [2005]民四他字第53號）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
你院[2005]粵高法民四他字第14號《關于對韓進船務有限公司申請承認和執(zhí)行英國仲裁裁決的請示》收悉。經(jīng)研究，答復如下：
本案所涉提單雖然在正面載明了“與租船合同一并使用”，且在背面條款中載明了“提單正面所注明的租船合同中的所有條件、條款、權利和除外事項，包括法律適用和仲裁條款，都并入本提單”，但韓進船務有限公司不能證明其提交的包運合同就是提單所載明的租船合同，而且該包運合同的當事人并非韓進船務有限公司，因此應認定該包運合同沒有并入提單，包運合同文本中的仲裁條款也沒有并入提單，韓進船務有限公司與廣東富虹油品有限公司之間不存在書面仲裁協(xié)議或者仲裁條款，韓進船務有限公司提出承認和執(zhí)行仲裁裁決的請求，不符合《紐約公約》第2條的相關規(guī)定。
同意你院的傾向性意見，即拒絕承認與執(zhí)行英國仲裁員羅伯特·嘉仕福特（Robert Gaisford）于2004年12月6日在英國作出的仲裁裁決。
此復。
附：
廣東省高級人民法院關于對韓進船務有限公司申請承認和執(zhí)行英國仲裁裁決一案的請示報告
（2005年12月13日 [2005]粵高法民四他字第14號）
最高人民法院：
廣州海事法院于2004年12月28日受理了韓進船務有限公司申請承認與執(zhí)行英國仲裁員羅伯特·嘉仕福特（Robert Gaisford）于2004年12月6日在英國作出的仲裁裁決一案（[2005]廣海法他字第1號）。該院擬裁定駁回韓進船務有限公司的申請，拒絕承認與執(zhí)行該仲裁裁決，并就此向我院請示。現(xiàn)將該案有關情況報告如下：
一、 當事人的基本情況
申請人（原仲裁申請人）：韓進船務有限公司（Hanjin Shipping Co．Ltd．）（以下簡稱韓進公司）。住所地：韓國首爾YOUIDO－DONG，YONGDUNGPOGU，SEOUL，150－878，SOUTH KOREA。
被申請人（原仲裁被申請人）：廣東富虹油品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富虹公司）。住所地：廣東省湛江市霞山區(qū)湖光路5號。
二、 案件基本事實
2004年4月15日，富虹公司（作為買方）與路易達孚亞洲有限公司（Louis Dreyfus Asia Pte Ltd．）（作為賣方）簽訂銷售合同約定：買方向賣方購買55000公噸（增減10%由賣方選擇）散裝巴西大豆，裝運期為2004年5月5日至5月25日，價格參照芝加哥谷物交易所2004年7月的大豆期貨價按合同約定的情形確定，價格條件為成本加運費（至中國湛江的1個安全港口的1個安全泊位），賣方不負責卸貨（CFR FO），信用證方式付款，信用證應準許接受租船合同提單等。隨后，富虹公司申請廣東發(fā)展銀行湛江分行開出以賣方為受益人的不可撤銷的跟單信用證，信用證約定可接受租船合同提單。
2004年5月7日，韓進公司所屬的“韓進大馬”輪在巴西桑托斯港裝運了富虹公司進口的57750噸大豆。同日，泛大西洋運輸公司作為該輪船長金錫現(xiàn)（Gim，Seog Hyeon）的代理為該批貨物簽發(fā)了一式三份正本提單，該提單正面記載：“本提單同租船合同一起使用（To be usd with charter－parties）”。該提單沒有載明承運人的名稱，提單經(jīng)托運人科邁實業(yè)公司背書后，由富虹公司持有。
韓進公司在申請時向廣州海事法院提供了一份包運合同（Contract of Affreightment）文本及其附錄。但上述合同文本及其附錄均沒有載明合同所應適用的法律，也均無所涉當事人路易達孚公司與中散運輸有限公司的簽章。韓進公司沒有提供證據(jù)證明上述合同文本及其附錄的內(nèi)容由所涉的上述雙方當事人采用簽章以外的其他方式一致確認。韓進公司提供的上述包運合同文本及其附錄已經(jīng)英國合法的公證人理查德·約翰·塞維黎（Richard John Saville）公證，并經(jīng)中華人民共和國駐英國大使館認證，公證人證明：該包運合同文本及其附錄是2004年12月14日理查德·保羅·?。≧ichard Paul Dean）在證詞中提及的附件“PD－2”，但沒有證明該文本是否為正本（原件）或者與正本相符的副本（復印件）。
2004年8月6日，在該輪卸貨前，富虹公司經(jīng)檢驗發(fā)現(xiàn)“韓進大馬”輪第1至7艙的大豆部分霉變受損。8月25日，富虹公司向廣州海事法院申請訴前扣押“韓進大馬”輪，要求韓進公司提供500萬美元的擔保。同日，廣州海事法院經(jīng)審查裁定準許了富虹公司的財產(chǎn)保全申請，在湛江港扣押了該輪。9月2日，中國再保險（集團）公司為“韓進大馬”輪的所有人向富虹公司及貨物的保險人中國平安財產(chǎn)保險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了一份擔保函，但該擔保函下的全部責任包括利息和費用不超過400萬美元。同日，富虹公司接受了上述擔保函，并申請廣州海事法院解除扣押，廣州海事法院亦于同日作出解除扣押船舶命令，解除了對“韓進大馬”輪的扣押。
三、 仲裁情況
2004年9月15日，韓進公司根據(jù)上述提單及租船合同文本中的仲裁條款，指定英國仲裁員羅伯特·嘉仕福特（Robert Gaisford）對其與富虹公司之間的上述貨損爭議進行仲裁。次日，韓進公司向富虹公司發(fā)傳真通知富虹公司：其已指定仲裁員，富虹公司可在9月30日前指定第二名仲裁員。10月20日，富虹公司向仲裁員羅伯特·嘉仕福特發(fā)出傳真，聲明：富虹公司沒有與韓進公司達成任何仲裁協(xié)議，該爭議不應提交仲裁；富虹公司有權提起訴訟，并于8月18日向廣州海事法院啟動訴訟程序。10月23日，富虹公司通過傳真向仲裁員羅伯特·嘉仕福特聲明：富虹公司從未收到2002年1月15日的租船合同，不知仲裁條款，不會接受獨任仲裁員。11月9日，仲裁員羅伯特·嘉仕福特通過傳真向韓進公司與富虹公司表示：因富虹公司在規(guī)定時間內(nèi)仍未指定一名仲裁員，該仲裁員接受擔任獨任仲裁員的指定，同時也注意到雙方當事人有關于管轄權的爭議。11月10日，羅伯特·嘉仕福特向雙方當事人發(fā)傳真表示：先由申請人韓進公司提交索賠請求，然后由被申請人富虹公司提交答辯和反索賠，被申請人答辯和反索賠的期限通常定為28天，有特殊困難或不可能時，可申請延長期限。11月15日，羅伯特·嘉仕福特收到韓進公司提交的英國法院的反訴禁令和該公司對廣州海事法院受理富虹公司上述起訴所提出的管轄異議的英譯本。11月24日，韓進公司書面申請羅伯特·嘉仕福特根據(jù)《英國1996年仲裁法》第30、31條的規(guī)定對管轄權問題作出臨時裁決。11月27日，羅伯特·嘉仕福特告知雙方當事人，其將在近期對管轄權問題進行裁決，并要求富虹公司在11月29日以前提交意見。11月29日，羅伯特·嘉仕福特通過傳真通知雙方當事人：該仲裁員在即日辦公時間結束前未得到富虹公司的回應，特作出如下命令：申請人應在11月30日辦公時間結束前提交；被申請人應在12月3日辦公時間結束前提交；申請人應在12月7日辦公時間結束前提交回復意見。11月30日，韓進公司提交了支持羅伯特·嘉仕福特行使仲裁管轄權的意見；富虹公司沒有在12月3日前提交答辯意見。仲裁員羅伯特·嘉仕福特向富虹公司發(fā)出最終強制令，要求其在12月6日前提交意見書，否則，該仲裁員將以已提交的意見書和證據(jù)為依據(jù)作出裁決。富虹公司對此沒有作出回應。
仲裁員羅伯特·嘉仕福特于12月6日裁決如下：日期為2004年5月7日的提單并入了日期為2002年1月15日的包運合同的條款，包括其中包含的谷物標準租船合同仲裁條款；該提單由英國法管轄；本人對提單下產(chǎn)生的一切爭議有管轄權；本人保留對所有關于費用問題的仲裁權利，包括對本人費用2750英鎊的責任問題；該仲裁裁決對于所裁決事項是終局的，本人保留對該仲裁中所有其他問題和爭議作進一步裁決的權利；該仲裁在英國進行。羅伯特·嘉仕福特作出上述裁決時附上了宣告仲裁的理由，該理由構成了裁決的一部分，表明：根據(jù)提單上關于日期為2002年1月15日的租船合同（包括仲裁條款）“并入”的措辭與申請人所提供的包運合同，斷定提單并入了租船合同中的仲裁條款，收貨人與船東必須將雙方的爭議提交倫敦仲裁解決，并且適用英國法；盡管收貨人曾反駁稱該包運合同沒有簽名，《英國1996年仲裁法》第5章 規(guī)定：仲裁協(xié)議以書面形式達成（不管當事人簽署與否）。12月8日，廣東敬海律師事務所受韓進公司的委托向富虹公司郵寄了上述仲裁裁決書。
四、 當事人的申請與抗辯理由
2004年12月23日，韓進公司申請廣州海事法院承認與執(zhí)行羅伯特·嘉仕福特于2004年12月6日在英國作出的仲裁裁決，并請求被申請人承擔本案的案件受理費和執(zhí)行費用。
2005年4月7日，富虹公司申請廣州海事法院拒絕承認和執(zhí)行羅伯特·嘉仕福特于2004年12月6日在英國作出的仲裁裁決。其主要理由為：
1．英國仲裁員羅伯特·嘉仕福特認定富虹公司與韓進公司之間存在仲裁協(xié)議證據(jù)不足。（1）該仲裁員在仲裁時，僅說明《英國1996年仲裁法》不要求書面仲裁協(xié)議須由當事人簽署，但沒有充分說明其認定雙方當事人之間存在仲裁協(xié)議的根據(jù)。該仲裁員在仲裁前已知道富虹公司聲明沒有收到任何包運合同，韓進公司也沒有相應地舉證，仲裁員認定富虹公司與韓進公司存在以包運合同中的仲裁條款為內(nèi)容的仲裁協(xié)議，明顯缺乏依據(jù)。（2）韓進公司提供的“租船合同”（包運合同）載明的內(nèi)容是路易達孚公司與中散運輸有限公司之間的12個航次的運輸，合同期限從2002年1月1日起至2003年1月30日止。本案貨物運輸為韓進公司從2004年5月7日開始履行的運輸，明顯與上述租船合同文本無關，該仲裁員不顧富虹公司的反對直接認定涉案提單并入的租船合同就是上述“租船合同”，同樣沒有依據(jù)。（3）既然提單載明并入租船合同，所謂“合同”應是當事人就有關內(nèi)容協(xié)商一致而成立的共同行為。韓進公司提供的租船合同文本沒有經(jīng)當事人簽署，其也沒有提供證據(jù)證明該合同文本由當事人通過其他方式協(xié)商一致?！队?996年仲裁法》第5章 雖然不硬性要求當事人須簽署仲裁協(xié)議，但起碼還是要求仲裁協(xié)議以書面達成。而韓進公司沒有證明其所稱的仲裁協(xié)議已達成。
2．鑒于雙方當事人之間實際上不存在仲裁協(xié)議，韓進公司沒有，也不可能按照《紐約公約》第4條的規(guī)定提供書面仲裁協(xié)議的正本或經(jīng)正式證明的副本。韓進公司提供的經(jīng)公證認證的包運合同（租船合同）文本，以證明書面仲裁協(xié)議，但英國公證人證明：該包運合同文本是2004年12月14日理查德·保羅·?。≧ichard Paul Dean）在證詞中提及的附件“PD－2”，并沒有證明該文本是否為正本（原件）或者與正本相符的副本（復印件）。因該包運合同文本上的文字均為打印文字，文本上沒有簽章，實際上也無法識別該文本是否為原本或與原本相符的副本。法院對于韓進公司提供的以包運合同文本為載體的所謂書面仲裁協(xié)議不應予以采信。
五、 廣州海事法院的審查意見
廣州海事法院認為：本案系承認和執(zhí)行外國仲裁裁決案件。韓進公司申請承認和執(zhí)行的仲裁裁決為英國仲裁員在英國所作的仲裁裁決。中國和英國均系《紐約公約》的締約國。根據(jù)《紐約公約》第2條第1、2款、第4條第1款的規(guī)定，為了使仲裁裁決獲得承認和執(zhí)行，請求承認和執(zhí)行裁決的當事人應該在請求時提供：（1）經(jīng)正式承認的裁決正本或經(jīng)正式證明的副本；（2）雙方當事人約定提交仲裁的書面協(xié)議的正本或經(jīng)正式證明的副本。根據(jù)《紐約公約》的上述規(guī)定，法院須審查申請人提供的證據(jù)材料是否符合規(guī)定的條件。韓進公司申請時所提供的書面仲裁協(xié)議是提單上關于并入租船合同的記載和經(jīng)公證認證的包運合同文本及其附錄。英國公證人證明該包運合同文本及其附錄是2004年12月14日理查德·保羅·?。≧ichard Paul Dean）在證詞中提及的附件“PD－2”，但沒有證明該包運合同文本及其附錄是否為正本（原件）或者與正本相符的副本（復印件）。因該包運合同文本及其附錄上的文字均為打印文字，沒有任何簽章，無法識別該文本是否為原本或與原本相符的副本，韓進公司也沒有進一步予以證明。被申請人富虹公司否認該文本的證據(jù)效力，對其合法性與真實性提出的質(zhì)疑合理。韓進公司沒有提供雙方當事人之間書面仲裁協(xié)議的正本或經(jīng)正式證明的副本，其沒有按照《紐約公約》第4條第1款的規(guī)定提供證據(jù)材料，沒有滿足公約規(guī)定的使仲裁裁決獲得承認和執(zhí)行的條件。
此外，韓進公司稱其所提供的包運合同文本及其附錄就是富虹公司受讓并持有的提單所并入的租船合同，其中的仲裁條款是雙方當事人之間的仲裁協(xié)議，而富虹公司以其受讓提單時未收到租船合同文本為由予以否認。韓進公司沒有提供證據(jù)證明提單所注明并入的租船合同文本隨提單轉(zhuǎn)讓給富虹公司，故應認定該租船合同文本沒有隨提單轉(zhuǎn)讓給富虹公司。合同是雙方當事人意思表示一致的協(xié)議，合同的同一性主要體現(xiàn)為主體（當事人）與內(nèi)容相同。韓進公司提供的“包運合同”文本沒有所涉當事人路易達孚公司與中散運輸有限公司的簽章，韓進公司也沒有提供證據(jù)證明“包運合同”文本的內(nèi)容由所涉的雙方當事人采用簽章以外的其他方式一致確認，故不能認定該“包運合同”文本的內(nèi)容已由有關當事人協(xié)商一致而成立為合同。韓進公司沒有提供充分的證據(jù)證明其所稱的“包運合同”就是本案提單所并入的租船合同，故本案應認定該被告所稱的“包運合同”并沒有并入提單，該“包運合同”文本中的仲裁條款也沒有并入提單。上述認定的事實已說明富虹公司與韓進公司沒有就仲裁條款達成明示或默示的合意，該兩當事人之間不存在仲裁協(xié)議。
綜上，申請人韓進公司不能證明雙方當事人之間存在書面仲裁協(xié)議，也不能按《紐約公約》第4條第1款的規(guī)定提供書面仲裁協(xié)議的正本或經(jīng)正式證明的副本，其申請時所提供的證據(jù)材料不符合公約規(guī)定的使仲裁裁決得以承認與執(zhí)行的條件。因此，根據(jù)《紐約公約》第2條第1、2款、第4條第1款的規(guī)定，廣州海事法院擬裁定駁回韓進公司的申請，拒絕承認與執(zhí)行羅伯特·嘉仕福特于2004年12月6日在英國作出的仲裁裁決。
六、 我院的審查意見
經(jīng)審查，我院傾向認為，應拒絕承認和執(zhí)行羅伯特·嘉仕福特于2004年12月6日在英國作出的仲裁裁決。理由如下：
我國和英國均為《紐約公約》的締約國，因此，《紐約公約》是我國法院審查承認和執(zhí)行英國仲裁裁決申請的法律依據(jù)?！都~約公約》第2條第1款規(guī)定：“當事人以書面協(xié)定承允彼此間所發(fā)生或可能發(fā)生之一切或任何爭議，如關涉可以仲裁解決事項之確定法律關系，不論為契約性質(zhì)與否，應提交仲裁時，各締約國應承認此項協(xié)定?！钡?款規(guī)定：“稱‘書面協(xié)定’者，謂當事人所簽訂或在互換函電中所載明之契約仲裁條款或仲裁協(xié)定?！睋Q言之，若申請人與被申請人之間沒有達成書面仲裁協(xié)議或仲裁條款，則被申請國法院有權拒絕承認和執(zhí)行外國仲裁裁決。本案中，作為承運人的申請人韓進公司自始無法證明其與作為提單持有人的被申請人之間曾達成書面仲裁協(xié)議或仲裁條款。申請人提出租約中的仲裁條款已經(jīng)并入提單。經(jīng)審查，提單正面確實記載：“本提單同租船合同一起使用（To be usd with charter－parties）”，并注明：日期為2002年1月15日的租船合同（Charter Party date 15 January 2002）。提單背面所載明的“運輸條款（Conditions of Carriage）”第（1）條亦約定：“正面注明特定日期的租船合同中的所有條件、條款、權利和除外事項，包括法律適用和仲裁條款，都并入本提單?！钡?，對于租約，申請人提供的僅僅是一份沒有當事人簽章的包運合同，被申請人對該份證據(jù)予以了否認。僅憑提單中的記載和約定就確認租約仲裁條款已經(jīng)并入提單，理由是不充分的。因此，本案現(xiàn)有的證據(jù)無法證明申請人與被申請人之間是否達成了書面仲裁協(xié)議或仲裁條款。申請人提供的證據(jù)不足以證明雙方已經(jīng)達成了符合《紐約公約》要求的書面仲裁協(xié)議，申請人應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
其次，申請人在申請時沒有提供雙方當事人之間書面仲裁協(xié)議的正本或經(jīng)正式證明的副本，其申請時所提供的證據(jù)材料不符合《紐約公約》第4條第1款的規(guī)定，沒有滿足公約規(guī)定的使仲裁裁決獲得承認和執(zhí)行的條件。
綜上，我院傾向同意廣州海事法院的處理意見，拒絕承認和執(zhí)行羅伯特·嘉仕福特于2004年12月6日在英國作出的仲裁裁決。
依據(jù)鈞院《關于人民法院處理與涉外仲裁及外國仲裁事項有關問題的通知》第二條的規(guī)定，特向鈞院請示，請予批復。
